本报记者 张艳芬 上海报道

6月14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的“2018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

其中，在“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增长与金融治理体系建设”这一论坛环节，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发表主题演讲表示：“国际金融治理舞台上，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改进了治理。同时，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未尽事项，也就是还有很多未能完成的改革和规则制定。”

周小川首先回顾了十年间所做的几项工作：一是采取经济复苏的政策，克服经济危机的影响；二是在危机过程中，通过IMF来筹集新的资源，防止金融危机的蔓延，防止流动性短缺；三是宏观审慎，强调资本缓冲的作用，强调逆周期调节；四是加强了监管，首先针对“大而不能倒”的机构，先后明确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另外，周小川特别强调了对市场规则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例如让影子银行大量回归，对衍生品交易进行了规范等。

周小川表示：“目前仍旧还有很多事情并没有真正做好。”

在取得成绩和改进的基础上，周小川坦言：“与2008年时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实际做到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个是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确实和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经济复苏如果没有实现，有些新的措施出台就有可能给复苏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这会带来一些犹豫不决或者在时间选择上适当拖后。现在已经过了十年，有些政策还没有出来。”

周小川指出，第一，本次金融危机里，金融体系中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或者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的机制，减少顺周期性的做法并不是太有效彻底，经济体系中仍然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并没有根本解决。为了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要更多的依赖内部评级，但内部评级也有它的问题，最后也在控制对内部评级的依赖程度。到2017年年底，“巴塞尔协议Ⅲ”定稿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是内部评级模型的输出和标准法输出的下限决定在72.5%，还是限制了对逆周期因素的引入。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也比较少，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资本缓冲，但资本缓冲应用并不容易。

第二，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的“大而不能倒”问题。大的机构资本比例应该增加，同时如果光是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就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对于应急可转债和自救债券的措施已经做了很多尝试，但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完善。

第三，危机的早期，大家共同的认识是有些衍生品发展过度，像“CDO平方”、“CDO立方”，这些产品可能过多的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巨大的风险。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全球来说，最近又出现了一些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加密类的一些产品，跟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但仍旧可以继续炒热。所以，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充分。

另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密切联系。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争议，但它至少是值得深思。在最近一轮贸易战过程当中，大家都关心贸易平衡、贸易赤字，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光是贸易问题、生产能力、生产布局问题，还涉及储蓄率问题。但是现在的美方主要谈判对手都不承认和储蓄率有任何关系。我们对于危机和不平衡问题的认识也走得不够彻底。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会进入比较全面的复苏阶段，全球金融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要认识到有很多未尽事项。我们需要抓住有利的时机，在有利时机比较容易解决这些问题，但在有利时机也往往容易麻痹，对这些东西可能有所遗忘，要抓紧完善，确保不发生下一轮经济全球危机。”周小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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