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局】为何几省份自曝GDP“注水”？来自中央与现实的双重压力）

最近，几个省份正在主动给自己的GDP“挤水分”。

先是内蒙，核减了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之后是天津，将2017年预期的1万亿GDP直接挤掉1/3，调整为6654亿元。

很有意思。除了讨论下一个“自曝家丑”的会是谁，大家更关注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这些地区要主动给GDP挤水分？

现象

GDP注水的恐怕并不限于这两个地区。去年12月，审计署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全国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区)虚增财政收入就达15.49亿元；而如果你有心去把过去几年各省市的GDP数据相加，其总和和总增速超出全国GDP的最终数据，也是常见的现象。

主动挤水分的“开创者”，则是去年的辽宁——在该年度的辽宁省两会上，省长陈求发曾以罕见的坦诚，揭露出了辽宁统计数据造假的伤疤：“我们顶着面子上难看的压力，认真地挤压水分，2015年夯实了财政收据，2016年以来努力夯实其他经济数据”；

而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团组会议中，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则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过去一段时间内省内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有一个镇，一年财政收入160万元，最后报成2900多万元；一个市，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81家，却上报成1600多家。

曾有专家测算，一些辽宁的县区，过去经济数据至少有20%-30%的水分。用一位辽宁官员对媒体说的话讲，“不客气地说，在经济数据上，前一任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且欠下了巨额债务，辽宁现在不是在平地起楼，而是在坑底爬坡。”

如果横向比较则可以发现，这两个地区出现的统计数据造假问题，在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中已经有所体现。2017年6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内蒙和吉林反馈“回头看”情况时，已经指出“有的地方经济数据造假”；而在2014年7月、2016年5月巡视组对辽宁的两次反馈中，均指出“一个时期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换言之，地方统计数据造假的情况，中央是掌握了的。2017年底，就在天津挤水分之前，《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挤干水分关键要“舍得”?》的评论员文章，里面说：“注了水的、虚高的，甚至是弄虚作假的经济数据，从面子上看，地区GDP涨了，位次排名靠前了；从里子上看，百姓的腰包没有真正鼓起来，人民福祉没有真正增加，反过来，还可能会影响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决策，透支发展潜力，造成’灰犀牛’的大概率风险。”

这段话说得透彻。GDP虚高虚胖，可能让官员“面子上”好看，但其实并未落到实处，反而给未来增长加重了负担，甚至隐蔽了风险。

那么，为什么地方会有“数据造假”的冲动？

逻辑

统计造假，是一场博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风险小于收益，那么按照经济理性人的推论，造假就变成了一项“可以做的买卖”。

造假的收益是什么呢？显然，主要就是政绩的动力。理论上说，经济统计数据应当是为正确决策做参考的依据，也是外界参考和评价的标准；但在一段时间内，“唯GDP论英雄”的考核机制，则给了地方官员以追逐数据的动力。“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调侃，指向即在于此。

动力有了，那么外界的约束环境如何呢？很遗憾，并不健全。

比如在根源上还难以完全解决的地方干预统计的情况。《半月谈》曾做过一次调查报道，发现部分地方干部为了数据好看，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干扰统计工作，手段包括“下达”指标、“威逼利诱企业配合造假”等。但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很无奈：“你不听，人家就换掉你，更别想升迁调动了”——在地方统计部门人、财、物均归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国家统计局只是进行业务指导的背景下，干扰就是难以避免的。

甚至国家统计局也不能幸免。2016年1月底，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向国家统计局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以“数”谋私，搞权力寻租。

曾有专家给侠客岛举过一个例子，几年前统计局希望改善统计数据，搞了直报系统，绕开地方政府，选了一些企业自己填报生产数据。最终却发现数据依然很差，到地方上一看才知道，用户名、密码都在地方手里，企业无需填报。直到如今，无论在新浪还是腾讯微博，这个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呼叫中心的账号，还在孜孜不倦的更新，但无人回复。

又如“收益”和“风险”的不匹配。如果去查阅《统计法》，就会发现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处罚力度很难称得上“严峻”：大多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的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是“通报”、“处分”。

诱惑太大，笼子不牢。这大约是最容易说通的统计造假的逻辑了。也可以看出，这项改革需要的是通盘考虑。

动作已经开始：2016年10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干部，要“一票否决”。

政治

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防风险、去杠杆再一次被强调。这一会议在今年度的落实，恐怕是各地GDP挤水分的非常现实的压力。

毕竟，统计数据造假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其实对地方的财政影响很大。地方公共预算收入高估，中央转移支付就会减少，用于当地的财政支出也减少。但从去年开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明确开始严控，前阵子《人民日报》刊发了各地处分数十名对违规举地方债负有责任官员的消息；财政部去年下旬发布的《关于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情况的报告》则明确，将研究出台地方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

据专家分析，如果GDP的水份被压缩，则地方债务率可能进一步攀升，偿债压力也随之上升。在此背景下，挤水分、期待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2013年8月，在辽宁考察工作结束时，习近平讲了这么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

“有的领导干部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说假话、汇假报、编假数字、造假政绩信手拈来，脸都不红；对下表空态，搞忽悠，到处许愿而不兑现，群众找上门来一躲二推三训斥；对同事则八面玲珑，见面拍肩膀，只说三分话，背后却嘀嘀咕咕，搞小动作、拉小圈子。对这种多重嘴脸、翻云覆雨的现象，党员、群众很有意见，希望好好治一治。”

而在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在强调政治纪律时，“弄虚作假、隐瞒实情”反复出现数次——

“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党反映和报告情况，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凡因弄虚作假、隐瞒实情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凡因弄虚作假、隐瞒实情骗取荣誉、地位、奖励或其他利益的，凡因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弄虚作假、隐瞒实情的，都要依纪依规严肃问责追责。对坚持原则、敢于说真话的同志，要给予支持、保护、鼓励。”

去年两会，习近平在辽宁团参加讨论时，讲了这么一番话：“经济数据造假，不仅影响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而且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刹住！”

“这笔大账早算清、早主动。必须从‘速度情结’‘换挡焦虑’中摆脱出来，从落后的发展理念中摆脱出来，从粗放的发展方式中摆脱出来，彻底甩掉单纯追求GDP增速包袱，下决心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今年1月天津全市经济工作会上李鸿忠的表态。

“高质量发展”，是十九大给今后一段时期定下的发展总基调。要“高质量发展”，挤水分、去虚假，当是第一步。

而在当时习近平说完那番“狠话”后，李希的发言则是：“全省上下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整治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坚决挤压水分，做实经济数据。”

的确，经济数据造假，可能影响到决策层的决策，产生延宕或错误导向；但在更深层次，它会劣币驱逐良币（造假的官员可能仕途比诚实的官员更顺），污浊政治生态。用习近平的话说，“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换言之，“弄虚作假、隐瞒实情”，当然不只是谈统计，而是在许多领域内都有适用性。这段话，应当引起各级干部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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