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至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据凤凰网财经9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在“亚洲经济预测”分论坛谈及中美贸易问题时表示，坦率理智地想我们中国并不需要那么大的贸易顺差，中国进出口拉动经济9%，所以贸易顺差减少一点不一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戴相龙还表示，对于亚洲经济预测我们应该看到机遇，如果机遇看不到，风险看的很大，就很悲观。

此外，主持人问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对现任央行行长处理债务有什么建议时，戴相龙表示，债务处理不能再是政府的办法，必须实行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处理。

戴相龙称，所谓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处理，就是僵尸企业坚决让它淘汰，让企业承担一定的责任。大部分的债务是通过双方协商来解决，所以我建议要成立债务处理条例，让它有法可依，一部分用债转股，一部分是国家注入资本金。

与此同时，戴相龙表示，我们国家的投资银行太弱了，要把投资银行增强，完善股票市场，提高它的水平，这样它的债务水平就会下降。

戴相龙在“亚洲经济预测”分论坛上（证券时报记者宋春雨 摄影）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戴相龙：对亚洲经济的预测我们应该从机遇和挑战两个方面看，我们主持人一开始就说风险，我自己的看法我要看到机遇，如果机遇看不到，风险看的很大，就很悲观，我侧重讲的可能是机遇。我认为至少20年，甚至于到本世纪中叶，亚洲还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过去20年，人均增长6.8%，那么今后20年，还会是全球最快的，这就是我非常乐观的，很重要的一条是中国发展强劲，印度速度会更快，中、日、韩的合作会加强，“一带一路”的发展会给我们亚洲带来新的机遇。

所以当然也有安全方面的挑战，也有贸易战，我认为这是支流，所以我在这个会上，我自己预测，我认为今后20年，甚至于本世纪中叶，亚洲仍然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

另外我还有个预测，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年均增长9.4%，后10年增长7.9%，近5年增长6.9%，这不是经济衰退，更不是经济周期的表示，而是我们国家主动、自觉、有效的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所以我认为今后10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效的增长，也会在6%左右，或者叫5%以上。

现在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发展增长的贡献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去年经济增长，我们的消费59%，投资32%，进出口9%，所以出口减少一点，或者投资减少一点，但是消费扩大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更加注意质量的阶段。我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更好的增长，要做的事太多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善供给，进行供给侧的改革，第一改善产品供给，要去掉那些落后的违法违规的产能，要保持那种有效产能，还要创建那些高新技术产能。

这里带来一个很大问题，我们会有大量的企业要关闭，被兼并，据一个部门反映，我们2016年仅仅债券违规就1.2万家，涉及到违约债务15万亿，所以中国的当前一个紧迫问题，去产能就是债务处理，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改善供给，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要吸取外国的经验，比如我们学习日本的经验，所以中国要赶快建立一个企业债务重组条例，企业债务重组法律。

第二个，我们要改善资本供给，我们的国家有几个统计，在世界上前十大银行我们占四家，第一、第二、第三名都是中国，但是这不能表示我们很强大，我们的服务功能还差，效率还低，前10个保险公司我们两个，前十个投资银行没有，我们1200家平均净资产只有1200万，可怜的很，我们最大的资产公司的收入还不及摩根大通的1/4，短板就在这儿，要提高社会资本供给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大一点资产公司的都是中央控股的地方政府控股的，为什么不能通过股本的调整，逐步培育几个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投资银行。

还有我们要改善住房供给，要改善我们房地产金融服务体系，要赶快制定商业银行住房贷款办法，这个还没有，是放在个人贷款办法里，这个是不行的。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德国，德国的住宅储蓄银行效果很好，所以要总结在天津成立了12年的中德储蓄银行的经验，成立政府引导的扶持的合作互助和商业经营相结合的，主要为城乡低收入人提供住房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改善了这些供给，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一定会得到稳步的发展。我认为我们既要看风险，也要看机遇，有了这么多的机遇，我们就能够控制这些风险。

主持人宋马丁（Martin SOONG）：好的，我如果能够理解政策的话，所以，您认为美国更容易被受到伤害，而不是中国？所以，您说的是中国其实复原力更强，韧性更强，如果您比较自信的话，现在的这种贸易战决不会阻拦中国的改革？

戴相龙：这不是我的话题，说起来非常复杂，也很简单。就是买卖，你发了美元，买了中国使用的商品本来是好事，原来就是他争取的。现在变成不好的事情了，所以我认为恐怕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要从更加长远政治的角度上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化的，这个全球化不是成本低，贸易是全面的，是一个共同体，所以应该讲是双方有利的。我们政府有关部门对贸易都说了，不怕，坚决打到底，看谁笑到最后，笑得更美。

作为我，坦率理智地想想，我们中国并不需要那么大的贸易顺差。我们现在进出口拉动经济9%，所以，贸易顺差减少一点不一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应该，何况不从美国进口，还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说得很大，说得很热门，还是对贸易的相互关联性，互补性了解不够，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政治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可能是通过谈判能够达到互相的协调，共同发展。

宋马丁：我还想问一个90年代的债务问题，我想您应该记得。当时的政策非常直白，很多企业负债颇深，尤其是制造业，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在制造业方面已经出现了蓬勃的增长，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改革？

宋马丁：戴相龙行长作为之前央行的掌舵人，您可以提供我们给现在的行长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戴相龙：我觉得债务处理在90年代跟现在是很大的不同。因为产生的原因不同，90年代前的债务危机主要是把银行的钱当成财政的钱使用，实行计划经济。银行不是经营货币的企业，而是行政机关。所以，当时的债务主要是这种政策形成的，因此处理债务的方法就是由政府拿钱，划拨不良贷款，到资产剥离公司。或者是由中央银行再贷款，是用政策型的方法解决。

收购不良贷款不是按现价收购，是按照原价，所以一句话是政策性解决，债权和债务人都是国家的，国家的银行，国家的企业，所以处理债务是政府处理。我们国家的债务形成有很大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这样就造成了很多行业，企业，产品都被淘汰了。所以说，是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淘汰它。债权人是商业银行，上市银行，债务人是上市的企业。

他们的债务处理不能再是政府的办法，必须实行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处理。所谓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处理，就是僵尸企业坚决让它淘汰，让企业承担一定的责任。大部分的债务是通过双方协商来解决，所以我建议要成立债务处理条例，让它有法可依，一部分用债转股，一部分是国家注入资本金。高质量发展和债务发展是比较轻的，是可以承受的。

另外我们的债务，政府的债务和居民个人的债务在国际上都是比较低的，就是非金融企业债务，所以我是大声疾呼，要发展投资也好，金融机构有两种，一个是商业银行，一个是投资银行。我们国家的投资银行太弱了，所以把投资银行太弱了，要把投资银行增强，完善股票市场，提高它的水平，这样它的债务水平就会下降。对于现在用市场化，法制化处理的债务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宋马丁：谢谢戴相龙行长，我们现在花了很多时间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都考虑到了系统性风险的管理和结构性改革。在中国我们也可以，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印度其实也在处理债务问题上，结构改革上做了长远的努力。

综合自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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